11年後的父親節前夕，鬍鬚佬陳兆焯仍在為學生東奔西走，又在舢舨上重提舊日為人子者的遺憾，但鬍鬚佬已變白頭佬，多了為父者的感嘆：「兒子跌親，我在學校接到電話，但這邊的學生也是我的兒子，你說我可以怎辦？」

「我父親54歲右腦中風，照顧他的母親年多後也因腦腫瘤中風，1988年過身，剩下我們三兄弟照顧父親。」陳校長說，父親原只讀到小學，靠自學當上工程師，年輕時愛跳牛仔舞、開電單車，「想到好動健康的爸爸一睜開眼，就發現自己癱在病上，我好清楚那種痛苦」。

陳爸爸生前給兒子留下兩段話：「50、100元買本書，得到作者的一生，抵到爛！」、「日文音響書，坦白說我看不明白，但堅持下去，慢慢就會懂。你明白嗎？」陳校長說，在醫院看到父親的遺容，整個人的皮肉都萎縮了，坦蕩得毫無保留，「人的一生原來就是這樣」。現在，陳校長的正生書院戒毒模式，由「不懂」摸索到舉世僅有外國的一家可以比肩；他的坦蕩蕩，也帶領書院在遷校公關戰中游刃有餘，「正生的仔女，讓我們贏得讓人無話可說」。

青年危機 始於父子關係崩潰

「你影我，我不用遮臉，我曾經吸毒，我認，你還有什麼瘡疤想揭？」正生的學生，還會坦白外人不知道的「老爆、濫交、製毒、劈友」。在辯論中節節勝利，「是因為對手永遠不坦白講真話，怕影響地價就怎麼不直說？」校長說，正生模式成功的核心，是證明了香港的青年危機始於父子關係的崩潰，也可以終於父子關係的重生，「現代香港社會都是小家庭，父母跟孩子對立，沒有叔伯姑姐緩衝，家裏沒有朋友，不就去外面跟『朋友』？」

校長落籃球場「挑機」，學生不屑，「校長，你未死過呀？」校長封堵不了射球，大叫：「唔好呀，阿仔！你係Michael Jordon呀？」打完，學生一臉得意，「校長？輸波出場啦！」轉頭，校長條氣未順，突然一臉嚴肅訓誨，合作精神、把握機會，阿仔個個雙手擺後，除了點頭，一聲不作。這就是正生的父子們。

「我好懷念父親留給我的一切，沒有後悔他過身時我不在。他走前一天，買了碗粥給他吃，中風14年，他坐輪椅，我總是推。比起那些日子，他過身那一小時微不足道，這夠了。」但已為人父的校長為了正生不單止六折支薪，還超時工作。兒子在信中隱晦說：「你經常出國工作，我很掛念您。所以我很珍惜跟您玩的時間……」校長說，他乾脆把兒子帶進正生，1個月大時，老婆要開會沒空，帶子洪郎抱兒子進來，後來一直在這裏玩到8、9歲。「我不敢讓他感到被忽略。」

正生仔女 對父親又恨又愛

正生的孩子總是對親父又恨又愛。「父母離異後，我恨父親，他只懂罵我成績，從來不跟我好好談。我跟了媽媽，但妹妹被偏愛，我就偷竊成癮，終於偷到被趕出街。投靠朋友吧，又忍不住偷她手機，最後被警察抓了。沒想到，被困在懲教署那21天裏，唯一來看我的就是爸爸。」今天是父親節，多少個曾經離經叛道的正生書院女孩，將排隊打電話回家給爸爸，講那句遲來的說話：「爸爸，我愛你！」

21歲的阿珊因偷竊失去自由，但那個「硬梆梆」不解女兒心思的大男人，卻在囚室流下眼淚，知道女兒要做正生人，他說：「如果用兩年時間就可以改變你過去10年的價值觀，我會非常開心。」於是，每月僅能見一次的這對父女，開始重新認識對方。

對家中男人又恨又愛的還有16歲的阿菁，她外形俊朗的爸爸以前到處留情，「母親很痛苦，我非常恨他，還動手打他，那時候，他流下了眼淚。」但阿菁在不知不覺間受了父親影響，自己也墮入男女關係混亂的漩渦，還染上K癮。出事被送入正生後，父親卻寄來一封信：「每個電視故事都是先苦後甜的，那樣才永恒的、回味的……放心地改吧，你付出多少，爸爸愛你多少。真的，我永遠愛你！」

阿菁難以相信爸爸會這麼「肉麻」，「我看了他的日記，才知道他的日子過得很苦，不止有了鬱躁病，生意還跌到谷底，以前最喜歡開平治，現在沒有車開了。我開始明白，我打他時，他為何流淚。」

明報記者 覃純健

昨日，特首曾蔭權於香港外國記者會午餐會上，突然在一班外國記者面前，以廣東話說了這樣的一番談話﹕「我作為爸爸，協助青少年戒毒的機構都值得支持，為人父母，無人想子女染上毒癮，青年人於成長過程中不幸走上歪路，他們願意重回正軌，需要社會更多鼓勵、包容和接納，扶他們一把……香港一直是一個守望相助和包容的社會……我很希望，亦相信香港市民包括梅窩的市民都給予他們機會，而且以愛心去幫他們重新做人。」

台下一班外國記者聽到一頭霧水，但官場中人解說，這番話是希望透過本地傳媒，向全社會表明政府會力撐正生書院，並試圖向梅窩居民動之以情，是政府策略的一部分。特首沒有公開提及的下一步，正是要官員繼續跟居民對話，試圖重施當年解決牛頭角麗晶花園居民大力反對在區內興建愛滋病人健康中心的手法，實行以時間換取解決問題的空間。

有官員舉例說，有婆婆於居民大會上高呼「區內學校先服務本地學生」，實情是區內學生人口嚴重不足，兩年前該校結束時，根本未見有居民反對。所以官員判斷，若有多些時間跟居民解釋，抗拒情緒有望改變。

另外，正生書院戮力爭取在梅窩建校原來是有其道理的。消息指出，他們堅持不能把學校搬到荒遠離島，因怕小朋友在荒島上即使擺脫毒品，日後重返社會時，一旦遇上誘惑，便很易會重拾舊路。相較之下，若能在正常社區裏建校，學童在校園生活，其實已是在社區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戒除毒癮，日後會較有把握抵擋誘惑。而且，官員亦擔心今次若不能在梅窩紮根，將來所有的類似學校恐怕也要搬到荒島去。這樣一來，長期戒掉毒癮的機會將會大打折扣了。

不過，官員及正生書院中人都十分明，即使整個社會都支持政府及正生書院的做法，政府也總不能強行把正生書院搬進梅窩。因此，大家都在動腦筋，試圖想出一個居民能下台，正生書院又能在梅窩建校的方案。一位有心人就特別提出了一個試辦方案——以試辦3年的形式，先讓正生書院在梅窩建校，若其間遇到問題，政府部門應努力協助解決。最終若還是解決不了，3年後正生書院便搬離梅窩。據介紹，正生書院中人已接納了這個方案。至於政府是否願意接受，則未見透露。

本欄早在上周已指出，今次正生書院事件暴露了原來政府的禁毒大計裏，只有驗毒的思維，卻沒有計劃如何協助那些被驗出有輕微毒癮的學童。官場耳語透風謂，上周五政務司長唐英年已召集了一次協調會議。會上眾高官亦已認同，有需要就這個長遠政策問題做研究，但由於此事研究需時，故此必須先行以一個特殊個案的形式，處理好正生書院落戶梅窩的問題。

文﹕李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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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人數真有這麼難？或許是吧，但若有價值，再難亦要去做，而在這問題上，最應承擔重責的是警務單位，因為唯有找出了參與者的確實數字，才可精準評估警力配置、交通疏導、法規執行等各方面的安排是否恰當，尤其累積了長期數據，更為有助維持社會秩序。這是公權力的職責所在，不把這份工作做好，便是失職；如果在失職之後仍要扯謊死撐，便是失信。十多年來，特區政府所公布的「六四」和「七一」人數一直欠缺公信力，其所提出的統計理據亦常顯荒謬，這正反映了警務處的失職和失信，立法會議員應該正視，嚴格要求警方做好調查工作，以盡責任，以昭大信。

其次最有需要精準估算人數者是活動主辦單位和社會學界。對前者而言，參與人數之多寡等於「公司業績」之高低，數字愈大表示愈成功，數字愈低則愈挫敗，民心背向，由此反映，不可不察。對後者來說，尤其對專研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學者來說，參與人數是很基本亦是很寶貴的研究材料，在數字起伏與社會變遷之間隱藏某種趨勢線索，足供撰寫高質論文。為了自身利害，這兩類人士皆應努力加勁，弄出一套可信的調查方法，找出一組可信的統計數字，替香港人解開每年兩次的「數字迷思」。

相對於上述三類社群而言，傳媒其實最沒責任估算參與人數，但不知何故，特區傳媒偏偏非常熱中於「數人頭」，不僅每年皆用不少版面篇幅報道各方數據，甚至經常主動出擊，想方設法評估出一組比較讓人信服的參與數字，或許這是香港媒體人的專業，亦是香港媒體人的純良，當他們猜疑眼前現狀，便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做文章，警方有負於傳媒，其理在此，如果官方數字可靠可信，傳媒即可省回資源，把報社人力用來發掘更多更有意義的獨家新聞，譬如說，多去討論到底有什麼人出席了活動，而在出席之前和之後，這些人到底發揮了什麼「活動能量」。

是的，「有多少人出席」了六四集會固然重要，但「有誰出席」了六四集會和他們「如何理解」六四集會或許更值得深入探究。相較於昔，今年的六四集會有兩類出席人士最為顯眼突出，一類是內地人，一類是年輕人。

內地人，就是中國大陸來港人士，他們絕非長居香港，而是特地為了出席六四集會而來，或從北京，或經深圳，來自各省各市，為了各由各因，在六四之夜，現身維園，舉起燭光，在火光映照裏回憶二十年前的血腥和眼淚。六四當夜坐在維園之內，幾乎在每個角落皆可見到這類人士，他們或三三兩兩，或聯群結隊，「操流利普通話」，毫不避諱地高聲談論六四種種。集會途中，大家唱歌，他們也唱；大家拍手，他們也拍；大家喊口號，他們也喊；他們甚至直接跟坐在四周的香港人鞠躬道謝，感激香港人廿年以來對於六四記憶的守護和堅持，他們的誠意感動了身邊的香港人，而香港人的執著亦必感動了他們，待他們返回內地，這個晚上的動人經驗肯定不僅可供他們回味良久，而他們在私下談話裏、在虛擬網絡上，亦早已用了各種曲折的方式 （例如把「六四」寫成「陸肆」以避開檢查過濾！） 向世人述說這夜的激動體會。這便是把記憶播種，是六四記憶的另類延續，六四集會的悼念效益早已超越了特區邊界而滲透至中國大陸，要阻擋，已太遲。

另一類顯著湧現於今年六四之夜的人是「八十後」和「九十後」的香港青春世代，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悼念T恤，臉掛笑容，興高采烈，像參加Rave Party般從開場坐到散場，中途不斷站立，互相拍照留念，替六四集會增添了不少喜氣顏色。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透過傳媒信息而得的悲壯、悲憤、血紅似火，毋寧說是深富創意、可供延伸、融洽溫暖、隱含歡樂；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一場發生於遙遠的廿年前的悲劇噩夢，不如說是一場在此時此刻不斷在他們眼前重演重現的即興行為藝術；甚至，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對於往事的「記憶」，不如說是對於未來的「創建」，因為今夜來到維園參加了集會，兩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唱過的歌曲喊過的口號，皆必成為他們年輕生命史上的某個里程標記，甚至成為他們用以確認自我身分的某種沒法刪除的行動元素，將來不管是為此感到光榮抑或覺得懊悔（現在不也是有一大堆香港名流連提也不敢提自己曾經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嗎？），此時此刻所做的一切皆是「記憶」，他們在替自己打造記憶，行動就是記憶，各人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故各人有不太一樣的記憶，因此，這亦是把記憶播種，到了最後，所有人所守護的必然是兩套記憶，一套屬「公」，可供辯論；一套屬「私」，冷暖自知。而在燭火熄滅的剎那，我們心知肚明，後者比前者更能讓人刻骨銘心，低頭自問，即使騙得了人亦騙不了自己。

內地學者楊念群最近出版了《「五四」九十周年祭﹕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一書，主張對「五四研究」予以「社會史化」，亦即「一是關注五四前後『社會』作為一個論域的產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題的歷史；二是要更多地關注五四發生的社會環境及其演化意義，特別是要力研究五四不同群體的行為差異及其後果」。 對於「六四」的研究和記憶，或正相同，終有一日，「六四研究」必被容許像「五四研究」般百花齊放、眾子爭鳴，而到了那時候，我們切勿忘記深入追問「誰在記憶」和「守護什麼」之類有血有肉的具體題目，因為，那畢竟是所有人的「六四」，你我他的「六四」，忘不了而又各有所記的「六四」。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http://news.mingpao.com/20090611/msa.htm

周日（5月31日）「六四大遊行」人數乃多年來新高，預料明晚（6月4日）的燭光晚會也會突破近年紀錄，這固然因為今年乃20周年，特別具有紀念意義；正如兩周前我在本欄（5月20日）指出，經歷1989年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100萬人遊行後，港人有其本土「六四」論述與訴求，多年來，其六四情結未見褪減，今年藉20周年，乃再一次全情投入、集體回憶、細說當年底蘊。

或許意料之外的，是20年前發生的事件，縱使中央換了領導層、內地經濟以至社會自1990年代以來急速發展，但並未使人忘記六四；而且更由於香港已回歸祖國，因而對六四這國家現代歷史悲劇，港人感受尤深。藉20周年被重新燃點的六四討論，再一次使港人像1989年般回歸至國家的發展軌道中，去思考中國的何去何從。

中國過去20年走維新之路多於革命

六四時的那一代港人曾有其激情及悲情，六四後成長的新世代又如何繼承當時的民族情懷，邁出新一代的歷史足印？在「平反六四」訴求外，可如何總結國家近代歷史的軌，編織新的中國夢？1989年「六四」把香港血肉地與中國重新接軌，把兩地命運緊扣一起，20年後新一代在回歸後的新環境新認知下去體會六四，又會得出怎樣的中國情、香港心？

對很多港人來說，六四仍為懸案、真相與公義有待正視，因此就不可能因為20年來國家的發展成就與經濟崛起而忘記歷史。不過，六四後中國的巨大變化也確是之前難以想像的，它同樣構成今天中國歷史拼圖的一部分，兩者當然不互為解釋，但也不能互不承認。而事實上，按照上月港大進行的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國前途有信心，高達91%，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上升（57%），超過對特區政府的信任（43%）。可見，港人的心情頗為複雜。正是這種「悲情」與「看好」並存的心態與生態，構成港人對國家認知的悖論（paradox），這也是世人對六四後中國發展的悖論。六四過後，一黨執政體制收緊，但是內地卻的確在經濟開放改革上邁出了大步，儘管當中也涉及不少的社會成本與代價。

幸好，中國並未有因為六四而全面倒退下來，反之，在全球金融海嘯下，其累積的綜合經濟實力卻予她莫大的國際話語權。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安顧問布熱辛斯基（知名反共的蘇聯研究專家）鼓吹「G2」論——即由美中兩國合力治理全球金融及氣候變化危機。英國外相文禮彬更說﹕「1989年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2009年後，中國救了資本主義」，予其力量極高評價。近年，在國際事務及發展路徑的爭辯上，所謂「北京共識」，經常被論者用作抗衡備受批判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英美資本主義論說。

但是中國不能因此而自以為是、無限亢奮。在多項國際有關廉潔、管治質素及綜合競爭力的表現評估上，中國（不包括香港）排名仍不高。最新一項由Caux Round Table進行的2009年全球社會資本（Social Achievement Capital）國際排名中，中國在200個國家中名列94（而香港是18）。中國在過去20年其實是在「保守」與「革新」、「落後」與「衝前」這樣的結構性矛盾處境當中以沉重之步伐前行。它走的是維新之路，多於革命。

高速發展掩蓋不了深層社會矛盾

回看上世紀，八九民運及六四悲劇出現於內地開放改革之刻，踏入1980年代後期，愈是經濟向前改革，愈是暴露政治滯後所帶來的矛盾與不配套，而中共黨內環繞自由化的論爭與政治角力正好反映了當中困境。經改也產生官倒貪腐，闖物價關導致價格失控、民怨沸騰。但經改幸好未有因為六四而停下來，否則矛盾更甚。

經歷擴大市場化20年，中國今天同樣處於改革一個新的臨界點。盤點「六四」20年以至開放改革30年，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及整體社會生活改善，有目共睹，人們的生產力被解放出來，一部分人確富起來，可是高速發展（或曰GDP主義）掩蓋不了深層重重的社會矛盾——如貪污日益嚴重、貧富及城鄉差距日大、地方管治素質參差（四川地震災後發現的豆腐渣工程及經常發生的礦難事故乃一寫照）、法治尚待鞏固、民主建設仍需擺脫政治忌諱等。國家的包袱可不輕啊！改革尚未成功！

此刻，全球金融海嘯下西方自由經濟體系開始反思，人們不再迷信市場資本主義。同樣，中國也須反思改革30年的正反經驗，及包括六四在內的政治轉折，從而思考往後30年如何發展下去。毋忘六四、尋求真相，最終乃為了國土上不再重複六四的歷史悲劇。

http://news.mingpao.com/20090603/fad1.htm

【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20周年，儘管已過了一代人的時間，但是對不少在1989年5、6月間曾以不同方式投入支持那場當時被很多港人視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市民來說，「六四」已成為揮之不去的集體回憶及集體創傷。多年來我個人的感受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原來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最終竟以軍隊鎮壓收場，它所產生的種種問號，20年來仍有待解答。「平反六四」因而就不止是民主派或支聯會的一個政治立場，更代表了當年在社會上奔走相告，曾上街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百萬平民，長期藏在心靈深處的道德訴求。此所以每一次由六四問題所觸發的爭議，仍會泛起不少漣漪，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以至被視為歷史良知的大是大非考題。

無論政府當局、民運人士或一般人對六四事件的感受和評價如何，「六四」是切切實實的一個歷史組成部分，後六四的中國發展以至香港的發展都擺脫不了六四的陰影。六四既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改寫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歷史。六四在內地有其官方論述及民間的民運維權論述，在香港也形成港人的本土「六四論述」——即港式愛國、爭取民主自由、尋求真相公義。

本來，上世紀80年代「九七」前途討論當中，不少港人基於對1949年中共建政的施政失誤反覆而缺乏信心信任，對九七回歸猶豫不安，因而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仍然移民潮不絕。那時流行的屏障論，實際上反映了港人當中強烈的獨善其身的心態。

歷史的奧妙卻是，一旦89年北京民運到臨，以百萬計的港人卻竟能不顧一切，全情投入，把香港的命運與中國前途緊扣一起，於是政治上主權尚未回歸，但是民族意識和民心上在那一刻已經全然回歸了。

亦是由於這樣，當六四出現武力鎮壓後，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愁雲慘霧當中，看不到出路。港人恐慌，深怕「今日北京，明天香港」，於是紛紛移民，連民主派也發動爭取居英權的運動，無數港人面臨「留港」還是「離港」的無奈抉擇。這邊廂，不少港人敵視北京政權，另邊廂，北京警告港人不要井水犯河水，擔心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社會主義政權的前哨陣地。從此，兩地關係陷入低谷。直至今天，儘管再無人反對兩地加強經濟融合，但是缺乏政治互信、充滿猜疑，仍對香港定位於中國去發揮作用，存在不少阻力與觀望。

在香港，一些人不願再提六四，也許有其新的看法或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但更多是因為找不到正面處理六四問題的積極態度與出路——除了每年提出「平反六四」，表示心未平復、怨氣猶在，又可怎樣？畢竟六四鬱結，不可能由香港獨力去解決。作為已回歸祖國的特區，港人唯有以國家一部分為出發點，與內地人民一同為走出由「六四」所造成的民族創傷而努力。

反思香港可為國家做些什麼

有人視「六四」為圖騰，有人視之為夢魘，但對廣大要求「平反六四」的全球華人來說，所追求的只是求取真相，還歷史公道。近年有論者提出國家應效法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做法，發掘真相以促進和解，使社會政治不再因六四創傷而持續不斷地折騰下去。以這樣的方式去回應平反六四的訴求，既為妥善處理歷史留下來的問題，但更是為了向前看，正如文革末四人幫倒台後「實踐檢驗真理」的全國辯論，使提供所需的歷史空間去正面探索中國的前路問題。

最終，八九民運為何發生？為何以六四鎮壓終結，事後剖析，可有多角度、多層面的解釋，既有結構因素，也有個人利益與權力角力、各人各派在政治博弈中的錯誤計算的一面，更存在其一定的歷史偶然性和隨機性。如何釐清歷史的原來互動過程，恐怕須交由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去研探。但是，六四是我國的歷史悲劇，其種下的難於開解的結，卻不能依賴學者的研究去處理，國家領導層必須勇於面對。

際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及「五四」運動90年，國人及政府均應反思共和國幾十年來走過的足印，以「是其是、非其非」的務實精神回顧歷史、正視過去，並汲取歷史的教訓。今天的中國的確已經崛起，在國際上有重要話語權，但是人民背負的新舊歷史政治包袱，卻仍容易使人透不過氣來。國家崛起，人民應該是快樂的，但今天的中國問題仍多，貪污嚴重，民怨時有所聞，實不容亢奮。正如溫家寶總理年前所說﹕要把中國的成就除以13億人口，把中國的問題乘以13億人口。五四以來，國人及歷代革命者追求民主救國，但為何過去百年中國走的民主自由之路如此崎嶇坎坷、反反覆覆？德先生何以總是缺席？深層原因何在？

反思六四，必然走向反思中國，並反思香港可為國家做些什麼

http://news.mingpao.com/20090520/fad1.htm

「沒投票下決定 鎮壓六四不合法」 (明報)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書中趙紫陽批評了當年大多數的中共高層，包括鄧小平    、李鵬、鄧力群、李先念，甚至是多年盟友胡耀邦。《華盛頓    郵報》指出，趙紫陽的新書內容，挑戰了主流歷史說法（即鄧小平是經濟改革總舵手）。趙承認「若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所有改革都不可能」，但他形容鄧小平在經濟改革上扮演的角色，更大程度只是一位仁慈教父，而非親力親為的改革總設計師；大多數關鍵的改革，諸如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勾勒出中國極其成功的出口導向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給意識形態鬆綁（諸如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等）以便推動市場改革，都是由趙紫陽主力構思推動。

談到北京    官方定調六四    事件是由於天安門    廣場情况變得失控、黨不得不採取清場行動，趙紫陽反擊稱，是李鵬等強硬派的行動導致混亂失控，「若採取了正確行動，就不會出現如此的結果」。

趙親函鄧小平促收回4.26社論

趙在聲帶中解釋稱，初時他採用較溫和態度，示威也漸漸有所紓緩，未料李鵬趁他出訪朝鮮，策劃了4月26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與其他強硬派人物聯手，說服鄧小平認為廣場的示威，已威脅到黨的統治，然後李就下令刊登4.26社論，將示威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以為這可嚇窒民眾，然而「那些之前較溫和的人，卻因此被迫跟激進者站在同一陣線」，令示威規模壯大。趙紫陽稱，在他返國後，曾企圖與示威學生對話，並成立特別小組，調查貪污指控，但「李鵬和其陣營人士大力試圖阻止、拖延甚至顛覆」。於是趙紫陽決定親自致函鄧小平，要求跟他會面，希望游說鄧小平認同有需要收回4.26社論。5月17日，趙紫陽來到鄧小平的家，以為那會是一次私人會晤，未料原來所有政治局常委成員都在席。趙紫陽憶述道﹕「這時我已深知不妙。」

趙紫陽要求修改社論，楊尚昆則要求頒布戒嚴，最後在沒有任何投票下，鄧小平決定戒嚴。此說法與過去有指當時進行了投票，結果是2對2，1票棄權不同。趙指由於當年沒有投票，所以就算以黨內規矩內說，戒嚴鎮壓也是非法的。趙在聲帶中稱，從鄧小平當日不耐煩的身體語言，以及政敵對他的猛批下，他知道鄧小平早已有了決定，「我的歷史任務似乎已來到終結了。我告訴自己，我絕不做調兵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514/4/c6ov.html

「鄧小平的民主不過是空話」 《改革歷程》揭改革總舵手面紗﹕

(明報)2009年5月15日 星期五 05:05